这一新论点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热议。
正因为政府扮演了它应当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体制才是高效的。表现为:(1)一些地方依然热衷于靠行政手段推进的、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大手笔项目,例如,市场经济下所讲的一体化是通过产业的纽带,通过交易形成的有机的一体化。

四、切实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习惯是一种力量。然而,一些地区却用盖房子连接两座城市的方式盲目推进所谓的一体化。市场经济下企业更多地追求自己的回报相对地高于别的企业,相对比绝对更为重要,这个过程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永远不会完结。这种规律引导着每个资源所有者的行为。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呢?(1)产权必须明确,即在正常情况下必须人格化。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别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员的权力。习惯是非正规制度安排,有时比正规制度的变革还难。就政府而言,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收入再分配则缺少政策工具。
四、常态化发展时期 资本美好时光式微,是中国经济进入三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曾有一段时期,企业利润飞快增长。微电子技术如果缺少中国因素,不可能有如此迅猛发展。全国经济增长可以与国民经济分配和消费增长缺少密切关系,尽管199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GDP增速却持续走高。
常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增长放慢。而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仅比上年增长10.1%,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7.1%。

在出口主导格局下,国内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发展障碍相对较少,除了居民收人增长相对较慢外,宏观和微观,政府和企业,一派欢欣鼓舞。然而出口主导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是中国经济迟早会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以及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因素,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虽然中国对欧盟出口占其进口比重仍较低,2012年为6.3%,但因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占其进口的2/3,中国商品向欧盟出口难度较大。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固然不是好事,但内生动力开始起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与各方面的联动及促进作用增强,国民经济分配出现优化趋势,城市化坚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增强,这对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结构优化,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转型期阵痛是当前面临的较大问题。他们用与国外企业一样、甚至以比国外同类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支付只有国外企业零头的工资、社保、地价、污染费用等成本,形成狂飙突进式的创业潮和出口潮。然而这场增长狂欢不可能长此以往,更不能以这些状况来评价当前经济形势,这样只能得出悲观失望结论。
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继续快于GDP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出口连续两年个位数增长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和1999年。

二、新分配时期 春节前公布的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榜单,大致没有偏离预期,喜忧参杂。第三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以拿来主义为主,且收益较高;随着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尤其是在若干传统产业领域,已几乎具有同样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引进难度增加,收益下降,加快发展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以及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三是南方企业家钱多了以后,激情弱化,行为变化,而在随之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内经济发展的素质性、制度性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开始逐渐严峻。尤其是1999至2011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0. 9%,比1978至1998年期间高7.9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城镇人口比重高估因素,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也仍快于人均GDP增长。可是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创业成为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高回报的大众行为。这是什么概念呢?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的3.2倍,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的4.3倍。
新一轮长波周期经济增速或将低于上一轮。这将是一轮中国因素常态化下的新长波周期。
当前关键是积极增强企业信心,妥善处理好债务、环境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形成新的增长格局。经济增长回落1至2个百分点,不但是正常的,更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正好可以让长期绷紧的弦适当舒展一点,促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各方面比例关系更优化一点。
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将令一些企业生不如死,一些基层政府不知所措。然而这些状况在新一轮长波周期中,或将有较大改善。
由于前些年已有较好基础,往后的2014 - 2020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要年均增长6. 7%,农村人均纯收入只要年均增长5.8%,就能实现10年翻番目标。只要有胆魄,敢闯,拉起一面大旗,招聘一大帮中西部农民工,就能赚钱。2012和2013年或将成为终结中国商品出口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分水岭。根据人口表预测,2012至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577万人,将形成长期的工资上涨,以及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趋势
那么中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汲取何种教训呢?这里至少有6个教训。中国已经在1999年这么做过一次,当时银行业受到了很小的冲击。
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主要是因为,我从未向中国内地出售该书的版权)。因此一些中国高官私下里询问他们能从日本的错误中汲取些什么教训,这是明智的。
因此当一些小机构倒闭时,投资者不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进而对整个体系失去信心。第五,存款保险制度至关重要。
而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等独立观察机构表示,该比例在10%至20%之间。译者/邹策 进入专题: 日本教训 。日本的银行以隐瞒坏账出名--1992年,他们说坏账只有8万亿日元,结果到了2000年将该数据修正为100万亿日元。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似乎要降至7%以下,中国的官员们应该当心。
中国应该警惕如下事实:中国金融体系也依赖模糊的隐性担保,不论是银行和还是影子银行都是如此。第四,多米诺骨牌可能倒塌。
但在90年代经济减速之际,坏账大幅飙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资者还认为日本金融机构通过所谓"经连体系"(Keiretsu System,由联系紧密的企业集团组成),受到政府和企业合作伙伴的隐性支持。
通常而言,坏账也会上升。十年前,我就写过一本有关上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危机的书,这本书在中国成为畅销书。 |